由于油气行业带有明显的技术、资本密集特征，对资源所在地的就业拉动不足，对当地社区的发展贡献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油气开发的利益分配份额又被减至最低，意味着三角洲地区既不能受惠于油气产业的发展，又丧失了发展其他行业所必需的启动资金。
在利益分配削减的同时，油气产业发展产生的巨大环境成本也损害了当地民众的利益。
这项“负资产”主要体现在土壤、水源与大气污染上。
据统计，截至201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三角洲地区共发生6000多起漏油事故，造成150多万桶油气泄漏，污染了当地土壤与水源；大量输油管道的随意铺设则改变了原有的河流走向，破坏了鱼类产卵场；而油气开采中放空燃烧的各类伴生气则对该地区的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
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不仅居民身体健康受到了损害，而且当地传统的渔业与农业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然而，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为了保障油气收益的持续增长，长期漠视三角洲地区的环境问题。
1969年《石油法案》免除了油气公司在地方环境保护上的义务；1978年的《土地使用法令》则规定尚未划归联邦政府的土地归州长（当时由中央政府任命）所有，油气公司自此可以随意钻井，无需与地方社区协商，而地方社区也就丧失了与油气公司博弈并获取环境补偿的权利。
无论是在油气资源的收益分配上，还是在油气资源的成本分摊上，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均长期忽视三角洲地区民众的利益。
这一能源富集地也因此沦为尼日利亚最贫穷的地方。
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末，这一地区的贫困率高达74.8%。
73%的人缺乏安全饮用水，70%的家庭电力短缺，多数社区教育设施奇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于40%，仅有2%的当地人口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障。当地居民平均寿命仅为46.8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则高达20%。
到1999年阿布巴坎尔军政府还政于民之际，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已无法再忽视三角洲地区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
为了平息日益高涨的民众不满情绪，当年政府将油气产区可获得能源收入的比例提高至13%，但这仍不足以偿付近半个世纪以来三角洲地区民众所付出的代价，因而民众普遍认为这一比例应提高到25%～50%之间。
联邦政府的有限让步与民众的利益诉求仍无法契合，不满情绪广泛弥散。
2005年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三角洲地区居民认为联邦政府是阻碍当地发展的罪魁祸首。
2007年的另一项调查则表明，多达36.23%的民众存在不满情绪，表示愿意参与或支持武力反抗政府的活动。
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从最初的小规模到后来的有组织大规模的演化，也同尼日利亚的政局相关。
1999年，尼日利亚军政府还政于民，尼日利亚重启了民主化进程。
然而，由于相应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尼日利亚在2003年的选举中出现了大量舞弊行为。
少数政客为赢得选举，不惜雇佣、武装激进分子成立忠于其个人的武装团伙，强迫当地社区民众投自己的票。
其中，“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最初由河流州州长彼得·欧迪利扶植。
在选举后，为防止该组织势力坐大，欧迪利又支持“尼日尔三角洲民兵团”与之对抗，相互制衡。
最终，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在2004年9月宣布与政府“全面开战”，要求所有油气公司立即停止作业，离开三角洲地区，同时开始对三角洲地区的油气生产设施发起大规模破坏行动，对尼日利亚乃至世界原油市场均造成了巨大影响。
由于清剿行动难以奏效，奥巴桑乔政府不得不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最终，“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于2004年10月与政府达成停火协议。
政府承诺给予武装分子大赦与工作岗位，并以1800美元/件的价格回收其手中的武器，而后者则保证停止与政府的对抗行为。
然而，该停火协议仅是暂时地平息了三角洲地区的武装冲突。
一方面，大赦项目未能有效帮助武装分子回归社会，油气资源开发引发的各类矛盾也未得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对武器的“收购价”远高于“市场价”，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武装分子升级军备的作用。
2005年9月，“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前领导人阿萨里·多库伯被政府以分裂国家罪逮捕，引发社会强烈反弹。
2006年1月，“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成立，在随后6个月中向油气公司发起了近20次袭击，造成了超过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占当年尼日利亚油气总收入的32%），并导致国际油气公司大规模的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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