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垚对于赵祯在鸟巢外面的演讲，得到了大部分百姓的支持，丝毫不觉得意外。赵祯对于演讲和激励民心这一块，向来都做的不错，再加上他历来都是主张仁政，要说民心，赵祯还是能得到一些的。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对待臣僚、侍从宽厚。谏臣包拯屡屡犯颜直谏，甚至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对，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赵祯大怒道：“你们是想说张尧佐的事吗？节度使是个粗官，为什么还要争？”言官唐介越次上前，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曾经做过，恐怕不是粗官。”赵祯悚然，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他回到后宫后，对张氏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总体而言，赵祯知人善用，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相对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家誉为“守成贤主”。
正是因为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造就了现在陆垚能够成功举办这个新蹴鞠大赛。
当然，赵祯在位期间，也并不是墨守成规的。赵祯针对宋中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于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
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
赵祯根据意见，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纵观赵祯一生，虽说有庆历新政这场风波，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偏波澜不惊的，所以，因为赵祯的仁政，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
正面评价说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当然，对于宋仁宗这种偏向“无为而治”的做法也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不过，这些都是后世对于赵祯的评价了。当下，赵祯实在是见不得这外城区的百姓们过着如此疾苦的日子，他们跟内城，只有一墙之隔，差距竟然有如此之大。他跟百姓们说的那些话，可不是夸下海口，他是要真正实现内城外城无差别的。
在接受了百姓们的一阵欢呼声后，赵祯自然也是没有忘记今天他到达这里的目的。于是，他也就成为了这新蹴鞠大赛最有力的宣传员。当然了，除了新蹴鞠大赛之外，赵祯也是卖了陆垚一个面子，因为之前已经答应好了，说是会帮着陆垚进行一下美食街的宣传。下了轿子之后，赵祯其实已经看到了老陈他们几个人，之前陆垚虽说跟赵祯说起过关于美食街的事情，但是赵祯一直是在跟陆垚对接，并没有真正见到负责做美食的这三户人家，当然以老陈这几个人的身份也是没有办法见到赵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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