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庆历增币”为例，当时的掌权大臣基本上都认为“澶渊之盟”既然签订，就应该遵守。从这时起，北宋统治阶层就彻底放弃了传统故地。至于有人拿宋徽宗时的北伐说宋朝从来没有忘记过“收复失地”。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宋代重文轻武的问题，说到此处，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将，狄青。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是一个宋代少有的军事奇才。宋仁宗宝元初年宋夏战争爆发，狄青应召从军抗夏，由于英勇骁战，很快就从一个小兵成长为先锋。他既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又智勇双全，屡战奇功，因此威震西夏，也名动京师，被朝廷倚重为西北边陲的钢铁长城。
五代混战是武将作乱的结果，而宋太祖赵匡胤也是武将出身，后来抢走了柴家江山，所以宋朝历代帝王出于防止武将篡位的考虑，对武将无比防范和猜忌，因此才有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武将受到重点打击和抑制，没有办法施展本领，这也是宋朝一直软弱受欺的根本原因。
但是，宋仁宗却是个非常开明的英主，他对狄青这个十分难得的军事奇才非常赏识和器重。在宋夏和议后，虽然遭到谏官的一致反对，但仁宗并不理会，一路擢升在宋夏战争中屡立战功的狄青为真定路副都总管、步军殿前都虞候、步军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延州知州，最后更是提拔他进入最高统治集团核心，晋升为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官职与副宰相类似。
庆历年宋夏和议后不久，岭南的侬智高叛乱反宋，先后打败杨畋、孙沔、余靖等宋将领，并攻占了邕州、广州等广南地区九个州府。在这紧要关头，狄青主动请缨出战，并很快就平定了广南战乱，使南疆化险为夷。仁宗又不顾众文臣的强烈反对而晋升他为宋代最高军政长官的枢密使。
而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则更是连上三封奏疏，无所不用其极地诬陷冤枉狄青。第一封奏折是《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在这封奏折里，欧阳修极力陈述唐五代武将拥兵自重、谋反篡位的历史，并全凭主观臆断，把狄青说成一个对宋朝廷构成威胁的乱臣贼子：说他居功自傲、目无法度；说他与一帮从地痞流氓、犯罪分子中走出来的士兵混在一起，用心险恶；说他家里最近常出现异象，有谋反的征兆；还说他把将士收拾得服服贴贴，一旦号召起来谋反，响应者必然很多……
显然这些都是对狄青的诬陷，纯属子虚乌有、捕风捉影之谈，但也让宋仁宗开始有所松动了。紧接着，欧阳修又借都城开封和各地的水灾来陷害狄青，连续两封《上仁宗论水灾》的奏折中把凶猛异常的水灾说成是异常天象，老天发怒是因为朝廷无道，这是国家有难的预兆。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而他所说的危难就是仁宗重用武将狄青为中央军政长官，所以他建议当务之急就是罢免狄青的枢密使一职，将他逐出京城。
不止文彦博和欧阳修，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文臣捏造了“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的谶语，说狄青有谋反的可能，所以力劝宋仁宗除掉狄青。
终于，在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的再三刻意诬陷下，宋仁宗终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准奏调派狄青出任陈州通判，但狄青这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像往常一样去中书省上班。被告知调任之后还天真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文彦博奸笑说，也没其他，只是皇上猜忌你。
这一招很险恶也很歹毒，和王侁逼死杨业的“得非有他志乎”一个套路，其实就是说皇帝担心你谋反。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啊，听到这话直接吓得狄青半死。
文彦博等人还不满足，等狄青到达新的官邸后，他们故意每个月派遣使者来“安抚”狄青两次，其实就是吓唬狄青，不断击溃他的心理防线，狄青被这些文臣精神迫害了半年，就在害怕和惊恐中死去，享年49岁。
其实，宋太祖、太宗对武将的打压还主要出于帝王防范功臣的心理，但后来却渐渐失去控制，成为了文臣作为统治阶层的利益既得者的一致价值观，如果武将得势，哪还会听他们这些文臣的话，还哪里有他们文人的立足之地？
而且，行伍出身的狄青竟然能在短短十年间就一跃而成为中央的最高军事主管，这让那些寒窗苦读数十年还辛苦在宦海中挣扎的文臣们极度不平衡，他们不能容忍一个被欺压的阶层反过来压在他们头上，即使这些将领保卫着国家。
于是，重文轻武的一个开头逐渐促成了宋代非常畸型的文武关系，文臣作为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对武将进行严厉的打击和迫害，以致最后有能力的将领都死差不多了，这样的宋朝怎么会不亡。
虽说现在宋夏之间还未开战，但是上到高官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知道，当兵的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所以，与其说他们对于现在的这一支苍鹰队不怎么了解，倒不如说他们不想去了解。不过，顾亮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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