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着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宋代制诏草拟有内制、外制之分，白麻内制由翰林学士草拟，黄麻外制由中书舍人草拟。曾巩晚年擢中书舍人，那时候宋神宗正在搞变法和新制，三省官员重新选授，草拟任命诏书有时每天多达几十道。他便每天笔耕不辍，保持训练。这些公文呢，除了基本意思表达到位，还可以有一点点自己的文采发挥空间。
曾巩留下来的236首制诰诏令，其写作的前后时间可以大体确定在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至八月间。据统计，232首制诰字，4首诏令1461字，共字。
与曾巩同时代同职守的王.震在《南丰先生文集序》里白纸黑字记录证明，曾巩的这236首制诏皆在3个月里写就，平均每月近80首。文采这件事，在古代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礼的世界里，它真的是有用的，具有控场性质的。
曾巩是个平和的人。王安石大起大落，得势在位的时候，他不依附不迎合，有分歧时，认为变法操之过急，劝他谨慎，尽到责任，但略显失望之后，便主动请求离京，从此辗转各地，长达12年。
在王安石沦落之时，也不袖手旁观、落井下石，在皇帝面前的评价是“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上交不诌，下交不渎”，中正平和，和而不同，这是难能可贵的坚守。
曾巩不仅跟激进派的王安石关系好，跟保守派的“三苏”关系也很好。甚至可以说，“三苏”之名传千古，也有曾巩的功劳。
他称苏洵“奋发力学，与其子轼、辙皆以文学名天下，为学者所宗。”又称其“子若孙，同时三人。擅名文章，震动四方。”
“三苏”之名传之千古，曾巩之誉不为无功。他为苏序，及苏轼祖父写了墓志铭，里面却充满了对“三苏”的充分理解和肯定。在中国男人的心目中，自己和子嗣同等重要。所以，这是最高的赞誉了。
当曾巩拒绝攀附王安石以谋取政治前途时，他的弟弟曾布则利用王安石与曾巩的密切关系，主动结交王安石。《宋史》本传记载，曾布积极支持新法，短短数年，由小官一跃升任三司使，与吕惠卿一起成为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哲宗时期，曾布又趁机依附宰相章惇，到了徽宗时起，他便成了宰相。苏轼始终跟曾巩、曾布兄弟关系始终都很好。曾布能在苏东坡危难之际，不怕受累，以通书慰籍，非常难得。苏东坡致曾布的十三封信中，有八封是为答谢曾布来信而作。
正是元佑间苏轼与曾布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交情，所以，绍圣初，曾布归朝后，虽然也会帮助章惇迫害元佑党人，但却对远贬南方的苏轼、苏辙尽力保护。苏轼最后能够从海南北归，据说也有曾布的功劳。
陆垚看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年龄稍长一些的曾巩，内心还是有一股敬佩之情的，曾巩的前半生并不是很顺，而他的为人一直十分正直，对他人不落井下石，这一点就有很多人做不到了。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陆垚心中清楚，像曾巩这样的人，只要自己以诚相待，是能够跟自己成为朋友的。更何况，曾巩跟苏轼的关系一直都不错，交流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很多的隔阂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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