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过去的岁月里，二姐曾经坦诚地表示，大多数时候，她对自身的能力持有深深的疑虑和不确定性。她常常会质疑自己能否达成各种目标，怀疑自己无法胜任许多事情，同时也担心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承受艰苦生活带来的压力。至于后面这个问题—她究竟能不能忍受贫苦的日子，说实话，她心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从踏入社会并“依靠自己独立打拼”的这十年来，二姐已经亲身经历过两段异常艰难困苦的时光。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推断出二姐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具备接受艰苦环境的能力。尽管从心理层面上讲，她并不情愿面对这样的状况，但有趣的是，她似乎拥有这种内在的适应和抗压能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 2011 年以后，二姐对于贫困生活的恐惧相较于以前变得愈发强烈。据二姐回忆，起初的时候，她并未真正领略过穷苦日子所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滋味。直到经历了从 2007 年至 2011 年将近四年漫长而又艰辛的时期，那段日子里，贫穷几乎将她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有时兜里只剩下几个一毛钱的钢镚儿，仅够勉强购买几个馒头充饥度日。正是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让二姐深刻地意识到了贫困生活的可怕之处。
在二姐青春十年之中，当她迎来人生中的首次重大转机之后，内心深处仅有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无论如何，哪怕拼尽全力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她也决计无法再忍受那种身无分文、穷困潦倒的生活了！不仅如此，她还暗暗发誓，此生此世再也不会踏入夜场半步。
2015 年 5 月 15 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历经长达四年多纸醉金迷般的奢靡生活后，二姐将曾经拥有的一切财富挥霍殆尽，最终竟然不得不重新拾起那份早已被她抛弃多时的旧行当。
在此之前，曾发生过这样几件事情。记得那天，二姐正在达万酒店，满心愤懑地向远在英国的堂姐诉苦水。就在此时，公婆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足足响了八次之多。可自那以后直至 2017 年，他们再也未曾给她主动拨打过哪怕一通电话。有时候，二姐甚至会自嘲似地开玩笑道：“难不成这辈子他们真的就再也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啦？”
第二件事情说来也是颇为有趣。当二姐在老家不分昼夜地工作时，家中的养母心疼不已，便前往二姐家中照料她的生活起居。然而，养母对于二姐的关怀与叮嘱简直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那絮絮叨叨的话语从早到晚就未曾停歇过。一个星期过后，养母自己都有些招架不住了，于是她自己拨通了长女（即长姐）的电话，表示要归家去了。
而正是由于养母的这次返家行为，产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没过几日，二姐竟然连招呼都不曾打一声，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所在的公司。这件事着实令人感到惊讶和不解。
在这里，还需要顺带一提的是关于农村的一些看法。二姐曾感慨道：“我说这些话绝非是对农村或者农民有所歧视。毕竟在城市之中，同样存在着具有‘农民性’特质的人群。回想自己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那些岁月，儿时所接触到的农村和村民们大多都是那么的朴实无华且心地善良。邻里之间相互帮衬，亲如一家。可是如今想来，无论是身处何方，一旦被贴上了‘农民’这样的标签，人们往往会首先将其与朴实和善良这两个品质剥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农村在许多方面相对较为闭塞和保守所致。就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那般，因从未见识过大场面而忍不住大呼小叫起来。此外，‘农民’群体的经济状况通常较为拮据，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在衣着打扮和卫生环境等方面显得较为廉价和脏乱差。”
实际上，对于某些被贴上“农民”这一标签的人群来说，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远不止表面这么简单。我们绝不能片面地认为农民身份就意味着不好或者低等。哪怕是身处总统府那样的高位，具有类似特质的人同样可以被视为某种程度上的“农民”。这里所说的“农民”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职业范畴。从精神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传统观念中常常会将“农民”与缺乏文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过去的年代里，由于经济条件限制，许多农民确实面临着无法接受良好教育、没钱上学读书的困境。然而，没有文化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涵养。虽然知识水平可能有限，但他们依然可以通过生活经验、人际交往以及淳朴善良的心性培养出一定的素养。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也不能全部否定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丰富文化知识的人群。但是，仅仅拥有文化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拥有高尚的素质和高雅的品味。即便一所知名的一本大学毕业，也未必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因为君子的养成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内在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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