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25日，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乘船到金门，下令明军渡海出击收复澎湖。
让我们把时间波回几天前，11月15的那个晚上：
荷兰人极度猖獗，自认为已经用近岸封锁的方法困住了福建明军的海军主力，自觉是胜券在握；南居益也正是利用了荷兰人这样的心理，主动邀请荷兰指挥官前来谈判，并把姿态放得很低。
荷兰人对此次谈判十分放心，没有丝毫其疑；当然，这也与大明福建地方府在不久前就与其有过未曾上报朝廷的私下谈判有关一一这使得荷兰人对大明政府的“信用”、节操与外交态度产生了严重的错误判断。
在荷兰人刚刚占据澎湖时，前任福建巡抚商周祚就私下会见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并许诺只要撤出澎湖，便允许他们在台湾开展贸易，但因为荷兰人的得寸进尺，双方一直无法取得共识。
（虽然此时明政府对台湾控制力很薄弱，但不论法理宣称还是归属问题没有任何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地图把台湾直到明郑才划入中国版图，或认为大明没有统治过台湾，是极度荒谬的。甚至“台湾”的称呼就是明代才出现的。）
最后商周祚命令明军强行要求荷兰人撤返，准备进行武力收复，但南路副总兵张嘉策竟以“师行粮从，无饷则无兵”为理由消极应对，拒绝主动出兵，导致明军军事部署出漏洞，初战失利，从而错过了最佳的进攻时机，给荷兰人修筑防御堡垒提供了时间。
老实说，张嘉策的理由并不是完全胡扯，明军的欠饷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当总兵徐一鸣冒矢石督战时，他仍然“闭城自守，不肯应援。身不至海上，诡言红夷恭顺，欺罔巡抚。”这他这种消极避战的态度，已经是不可以放任。
而他公然违抗上级命令、拒绝援助友军、与敌人私下交流等行为自然也足够“上军事法庭”。
在御史游凤翔等人：“非惟船不回、城不拆，且来者日多。”的谈何下，最后张嘉策被朝廷革职查办，改由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俞咨皋接任。
而商周祚也被调离，由强硬的南居益任巡抚。南居益“未出都门，辄痛心切齿，毅然以必诛红夷为己任”，在分析局势之后，意识到了硬干是行不通的，于是便有了这番鸿门宴。
荷兰指挥官只带了一支般，十几余士兵前来谈判；却说那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只听得南大人一声令下，“300刀斧手”冲了出来，便将那西夷乱刀砍死；埋伏在港口的明军火速出动，扣押了港口的荷兰船只以及船上人员，没有让他们把消息放出去。
封锁明军军港的荷兰军舰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他们将这次谈判视为对手的屈服，一个个喜上眉梢，明军甚至派人划小木舟送上酒肉来“犒劳军队”，再证明了这些东西无毒后，荷军更是彻底放松了警惕，甚至不少都已经提前开始了庆祝。
《东西洋考》有言:“或谓荷兰长技，唯舟与铳耳。”
荷兰人当时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战舰以及武器。荷兰人的战舰往往航速更快，炮台也更多，而且舰炮射程也增加更远，为明军所难及。
此时的欧洲军队主要发展炮口装填的铜制前膛滑膛炮，而明军制造、使用的多铁质，其中中型、重型火炮则以佛郎机为主，红夷大炮为附；佛郎机为后膛炮，红夷炮为前膛炮
而在众多的佛郎机炮系列中，明军使用最普遍的为弗朗机子母铳火炮，这是一种中型火炮，射速极快，在此时可谓是冠绝中西的，不过为了射速只能舍弃其他，威力相对较小，只能用作野战炮而不作攻城炮，射程在同种类型的火炮中也是较短的。用这个对付几乎没有重型火器的后金和蒙古人，完全游刃有余，但这在与有掩体、射程长的荷兰人的炮战中就很吃亏。
其实，此时明朝使用的铁质铸炮技术是比同时期的欧洲先进的，但是因为体制腐败等问题，质量往往惨不忍睹，完全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即使是在清代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铸炮技术也并不落后，清代的铸炮技术也在一直发展，但是造出来的炮已经很落后了，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用的炮还是康乾版本，而且同样因腐败问题导致质量十分堪忧；甚至当时，还有清代地方官搞行为艺术，造了一大批明朝、元朝时期的炮，但因认真监督质量很好，导致它们反倒比更先进的清代炮威力大。）
而后装炮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比前膛炮差，但由于当时技术原因的限制，火药气体的外泄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在实战中，前膛胜于后膛。而西方更是不断发展，弥补了前膛炮的不足，但此时的大明并没有跟上时代，导致火炮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实战中都落后于西方。
所以对付封锁港口的荷兰舰队，南居益知道唯为智取。荷兰战舰质量虽高，但数量稀少，此时荷兰人一个个已是提前的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不少人是喝得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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