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或把家小接来，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
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没过几年，“就业职工”改称“就业人员”了。不但工会被取消了，新就业的，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
特别是“运动”以后，“就业人员”又成了专（政）对象，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到了这会儿，“就业人员”那才是，“有了吃的没用的，有了用的没吃的。”
于是在“运动”末期，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就业人员”中就发生了许多逃跑事件。
有的人去边境地区当长工，有的人跑到煤矿去下煤窑。更多不肯吃苦的人，就像洪衍武当初一样，“飘”在外面，靠各种邪门歪道过日子。
而这些人一旦被逮回来，进了学习班，交代逃跑动机的时候，全异口同声诉说就业的生存困境，说只要能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他们就不逃跑。
但事实上，这些问题要没政策，整个公安局里谁也解决不了。所以对那些所犯新罪不太严重的人，最终处理往往只好由管教干部们难于自圆其说地讲一通大道理，再一放了之了。
就这样，就业人员继续逃，被抓后再放，放了再逃，也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恐怕也是当时促成社会治安乱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情况的改变还是始于四人团伙的倒台，随着一些当年受冲击的公安老干部逐渐起复，上面已经动了想改变不良现状的念头。于是就在洪衍武回家的这一年起，公安五处便已经开始逐渐放闸，允许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业人员先一步迁回户口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善政，对国家和普通百姓而言都是好事。可也应该明白当时面临的具体困难，这么多年造成的沉疴的问题，这么多人员的问题，要想一次性解决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当洪衍武来到公安局五处的接待室后，他见到的是一副极为混乱的场面。
五处接待室里人头挤挤，水泄不通，全都是来讨要户口的“教养”家属。而且这些人里，绝大多数，还都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老太太。
当年的老人可是很少有识文断字的，社会上争抢公共汽车座位，排队加塞的乱象又蔚然成风。所以这些人既不知道守秩序排队，更不懂得要轻声细语。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劲儿地往里硬插硬挤，好不容易挤到了接待人员的面前，也不管对方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就大声地吵吵起来。
有老头儿要儿子回家伺候的，有老太太要孙子回家照顾的，还有申诉冤屈、要求放人、同时要求平反的，连哭带喊，嚷成一片。
乱糟糟，闹哄哄中，几个五处的接待人员也是一脑袋热汗，手忙脚乱。他们声嘶力竭地劝阻了这个，又安慰那个，结果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维持秩序上了，压根就听不清谁说的是什么。
洪衍武简直都看傻了，他万万没想到这里会热闹成这样。
因为在他想来，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年代，公安五处刚有这个初步政策，还没什么大范围的具体管理办法落实下来，就连张宝成这样的警察还不太了解，是不应该有太多人知道这个消息的。又怎么会有这种声势喧天的场面呢？
其实，这恐怕就得说洪衍武想左了，同时也是因为他脱离这个时代太久，有些东西已经不明白了。
这年头儿，老百姓虽然看不着电视，而报纸、广播上充斥的也大多都是政治运动的动向和大批判稿。但涉及到国计民生，毕竟属于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新闻范畴。
人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绝不会因为正经媒体没有颁布就轻言放弃，所以有些精明的主儿，背地里便时常去找门路，跟有关人士打听最新的小道儿消息。
还真别小看普通老百姓掌握的渠道，大多数人本人没多大本事，可是谁不是沾亲带故的？再加上当时掌权的干部构成也杂，有许多是特殊时期由底层上去的“火箭干部”，这些人之前干什么的都有。所以上层一有点儿什么动静，很快就会从“小道儿”上溜达出来。
实际上，由打可以迁回户口的政策一松动，有关消息，就开始东播西传，飞短流长，很快就弄得满城风雨了。
甚至有的老百姓知道这事儿的时间，比公安机关的头头脑脑儿知道的还早还全。有人甚至把具体的政策尺度都掌握了，尽管其中不乏有猜测的成分，但却让人不得不信。
因为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状况，有许多事儿，小道儿消息比官方发布的消息还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哪怕社会稳定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流言仍然很容易传播，也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面对这种乱哄哄的场面，（uukansh.）洪衍武可是死了心了。他一看样子，就明白了，这里绝不可能解决问题，只好又挤了出来，回家去另打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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