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鸟巢体育场。
新蹴鞠大赛的第四场正式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次的对战双方比较特别。先来说说苍鹰队。其实本来这苍鹰队应该是八支队伍当中，在场观众最不了解的一支队伍。他们只是知道这支队伍是由韩琦大人所带领的队伍，韩琦是这个队伍的带头人。韩琦何许人也大家都清楚，现在的他正为了宋夏之间的事情跟范仲淹在边关有些焦头烂额。大夏国派出来的使者其实目的跟范仲淹他们差不多，都是借着和谈的名义，暗地里在做着军事准备，双方都知道大战不可比谜案，所以谁都没有了谈判的耐心，虽说明面上双方每日都会见面商讨一些关于和谈的事情，但是也都是一些避重就轻的小事，比如大夏同意了可以给大宋上供，但是前提条件却是必须要让大宋承认李元昊大夏国的合法地位，这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也是范仲淹等人的底线，所以，这么多天过去了，谈来谈去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边角事情，和谈的实际进展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针对宋夏之间两国的根本问题，双方谁都避而不谈，看样子都是想要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虽说大家都知道要打仗，但是也要选好时机，怎么样也要等这为时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和谈结束之后再大动干戈。毕竟赵祯这边是下了死命令，在殿试结果出来之前，绝对不能够动用武力。
不管如何，这韩琦大人都是在为家国大事在外奔波，不管他在朝中地位还有关系如何，百姓们对于这位韩琦大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甚至于到了多有赞扬的阶段。然而，对于这苍鹰队，他们知道的就仅仅是，这是一支韩琦从军队当中选拔出来的士兵组成的蹴鞠队伍。可以说，百姓们现在对于士兵的印象就是，心存畏惧，但是内心深处却是不怎么瞧得起这些士兵的。甚至于有钱有地位的一些百姓，还会在心里瞧不上这些士兵。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归根结底，就是赵祯重文轻武造成的一个结果，大家都想着科举及第，而不是想着弃笔从戎，大多数百姓都是以入朝为官作为唯一的出路，而不是想着保家卫国加入军营。确实，这和宋代军事制度一直孱弱，而且军功不会获得很多奖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些百姓们自然是更注重实际利益一些。入朝为官跟去当兵的收益，他们还是算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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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乱象再次出现，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的“重文轻武”政策逐渐形成。但是，这种“重文轻武”是以“监军”“后勤”等军事形式来体现的。而这些在汉、唐为了防止武将势力坐大都曾经采用过。比如“太监建军”唐玄宗时期就经常采用，甚至太监领兵的杨思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历来被视为“重文轻武”的典范，但我一直不认同。“杯酒释兵权”是历史必然，总比刘邦的“铲除有危险者”、朱元璋的“一勺烩”强多了。这里面既有宋太祖的无奈，也有对军人的理解。
五代时期，各个武将都是拥兵自重的，大将领下面中将领，中将领下面小将领。这就很像东周时期的天子下面有诸侯、诸侯下面有大夫、大幅下面有家臣一样，都有各自的圈子儿。赵匡胤某种程度上只是“势力最大的一个”，而非仅有一个。这是他的无奈。
问题好在所谓的“义社十兄弟”（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还都没有“二心”，给各家兄弟中的有能耐的几位“荣华富贵”防止做大，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宋仁宗时代的“重文辱武”其根源不在晚唐到北宋间的“武将乱国”，直接源头就是“澶渊之盟”。因为，“澶渊之盟”使得被北宋朝廷面临“合理性”的质疑。
什么叫“合理性”？合理性不是合法性、正统与否，后两者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观念。“合理性”任何时代都管用，也就是你这个朝廷是否完成了“保民、让民众有尊严且幸福地活着”。
“儒生堕落”也是一步步的，在宋仁宗时期，儒生掌握了巨大权力，一方面是宋仁宗自由出生于皇家，对民之疾苦、对战争的把握、对朝政的处理等都没有什么经验和能力，因此，必然大放权于儒生；一方面因为宋仁宗时期对儒生的放纵，使得儒生愈发为了自身的统治权力，以“为民”为口实，打压武将。武将存在的价值就是“保疆土、复国土”，在宋辽情形下，武将意图再次北伐、强硬对外，那是肯定的。因此，儒生主要针对的对象也就是武将了。
为此，“重文轻武”在宋仁宗时期变成了“重文辱武”。宋仁宗时期，文臣集团因为“澶渊之盟”后政治发展得到了好处，因此，对收复幽云地区根本不在意。宋仁宗则以“孝”开始巩固自身地位，将“澶渊之盟”后的放弃历史责任行为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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